相对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以及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这两对二分法范畴,帕森斯的五对模式变量的范畴,具有分析方面的优越性。

卢曼不再将行动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而是将具有事件性质的沟通,作为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单位。如果说,只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社会学传统研究的主题,社会分化或许是其中特别有竞争力的备选者。

在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的理论被批判为保守,无法解释社会变迁的过程后,帕森斯和他的学生们在这方面又做了很多工作,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因此,系统与环境之间构成了某种复杂性的落差。开放有赖于封闭! (三)卢曼功能分化理论视野下法律的自主性 在帕森斯的作为参照系统的行动理论中,尤其是根据帕森斯晚期的AGIL四功能理论,社会系统只能分化为四个功能子系统,对应着四个功能。通俗地说,法律系统也有自己的脾性。但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中,通过法律调控社会的效果问题,确实是其中非常核心的问题。

本文首先简要地阐述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社会分化理论的产生及其演变,将其作为阐述和分析卢曼功能分化理论的历史基础和背景(第二部分)。随着社会的演化,分工合作也逐渐发展起来,各个部分的劳动彼此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被组织起来,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法实证研究在这些方面有着大量成果，这也表明，此类研究从未将自己局限在实证资料的描述或者一般理论的套用上，也从不排斥法律的规范分析，而是致力于从多个方面把握法的实际样态。

为了从注定是不全面且个别化的观察中作出因果分析，自密尔提出求异法等方法以来，控制变量的求异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因果分析的方法论基础，理论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或许任何法实证研究都难以在对法的实际样态的观察分析上做到周全，但不同的研究及其与日常观察之间的碰撞，可以促使人们反思改进现有的研究，或者找到新的理解方向。分析方法的演进亦与关于实质命题的认识变迁密切相关。法的含义如此多样，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法的实际样态的不同理解。

二、理论在法实证研究中为何重要？ 前文已经表明，当前关于法实证研究的各种争议都与一般性质问题上的理解分歧有关。因此，法实证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具有整合性的可证伪的理解，这或许是接近法的实际样态的必由之路，亦是法实证研究对科学的真正且能被实现的承诺。

后续的个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扩展个案则认为，这种社会观无法反映现实的复杂性，因此，相关研究或是关注个案的特征而非个案的代表性以寻求他者的普遍意义，或是走向了用个别个案来观照、修正理论，进而产生新的一般性法则。就此而言，法实证研究在法律服从、接受、知晓（KOL）等主题上提供了大量研究，在现象学、常人方法论、互动论等方法上也作出了诸多积累。影响法的实际样态的因素众多，且不说加入其他变量之后，原有的经验或者关系判断能否成立值得怀疑，将这些不同的关系判断整合为一个具有融贯性的说明（解释）也需要新的分析框架，绝非对不同的经验或者关系命题的简单叠加能做到的。且不说强调意义、价值等问题的非实证主义方法，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备受批评的实证主义方法，在实际运用上亦是如此。

不过，即便经验本身包含事实与价值等多个维度，这也不意味着经验研究能自然地获取这些维度。一是这么做容易割裂自发与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此而言，除了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等具体称谓，如表1所示，此类研究的一般性称谓主要包括社科法学、法律经验研究、法律实证研究，其他一般性称谓基本上由它们演化而来，或许可以聚焦这三者展开分析。另一方面，不同的方法蕴含不同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这些方法也由此决定着研究者对实质命题的处理。

将分析框架作为理论，可以促使法实证研究更好地进行自我反思和接受批评验证，同时也能更好地说明此类研究的特有贡献、方式及其科学性承诺。这种试错发展是法实证研究接近全面认识的关键，其纽带作用源于作为理论的分析框架。

既可以指具体的法律，也具有反映法律之共性的一般的法的含义。另一方面，通过观察得到的变量关系只具有可能的相关性而不具有必然的因果性，从相关性迈向因果性往往需要依靠理论的作用。

虽然人们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理论这个概念，但这种理解容易割裂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之间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方法争论亦是理论争议的表征或者延续。相反，直接将以往学说当作实证研究中的理论，不利于对以往学说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进行识别反思，容易遮蔽法的实际样态中的多种紧张关系及处理它们的方式，甚至可能沦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教条行为，使我们更加远离实证研究的初衷。当然，我们在包容的同时也要避免使研究沦为大杂烩，除了诉诸研究者的方法自觉，进路、方法和资料是否适格在根本上取决于如何理解此类研究的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在实际上，这就是前文论及的分析框架的纽带作用。只关注经验而不顾及制度、价值等层面，是否足以揭示法的实际样态？就此而言，一些学者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认为经验包含事实与价值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等的互动统一关系。其一，对相关性的判断可能存在误差。

在这个意义上，法实证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具有整合性的可证伪的知识。以对1998年至2010年的人民陪审实践的研究为例，各种实证素材都显示，人民陪审员难以实质参审。

内部纷争、外部批评和地位不明等问题的涌现表明，当前，我国的法实证研究尚未达到成熟阶段，但或许这正是其迈向成熟的先兆。这不仅因为分析框架集中体现着研究者对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的思考，更因为它具有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特征，能够使人们跨越琐碎的实证素材甚至超越具体的研究对象从而实现传承、深化、批评和发展。

最后，研究者置身于法律参与构造的社会中，难以作出价值中立的分析。这两种被误解为理论的对象无力承担前述理论的使命，本身却都蕴含分析框架的作用，在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性质的说明上更容易引起混乱。

依据在于，这些问题超越了聚焦具体法律制度实证分析或者实证方法探索运用的早期研究，其核心都指向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性质。贴近具体法律制度的微观或者中层理论可能在这一点上表现明显，宏观理论则因抽象性程度较高，似乎可以涵盖众多法律现象，反而需要我们多加注意。第二，定量和定性等分析方法本身也蕴含着对实质命题的理解。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法实证研究中存在某种魔术，那么魔术背后的技法就是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而本文也在尝试对这种理论是什么、如何获得这种理论等作出说明。

其次，本文对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的作用、含义及获得的说明实际上也蕴含了总体批判，特别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其要求研究者在认识局部或者个别现象的过程中，不断回溯观察法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作总体性的分析批判，在丰富对个别现象的认知的同时，完成对总体现象的重新把握。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该制度只是一种象征或者鸡肋，其依据实际上源于聚焦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之间的权力制衡的冲突论框架。

法律经验研究包含的另一种理解则侧重于方法问题，这种解释的重心在于经验研究，强调此类研究必须以对研究对象及其表征的事实的系统观察为基础。例如，本轮司法改革之前，法官案件负荷量激增且出现了案多人少的现象，但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法官的案件负荷量的数据远低于同期某些国家的同类数据。

由于法的实际样态是法的观念价值、制度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要素互动的结果，尽管无法周全，或许可从这几个方面对发现和理解差异作出一些类型化说明。对实证资料的整理往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需要研究者收集新的数据和个案。

不同于可能引发此类研究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具体法律制度等误解的法律，法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因此，社会现象必然内含规律与事实、一般与个别等紧张关系，法的实际样态亦不例外。法的实际样态是自发与建构、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往往具有整合多元性特征。行动主体既在这一结构下展开行动，亦参与结构的形成变迁和要素互构。

考虑到法对现代社会的构造作用，至少要将相关法律规范及有关其立法或者司法过程的资料纳入其中。就历时性差异而言，前文提及的诉讼意识研究是一个典型例证。

一种理解侧重于实质命题，重心在于经验，即把法的实际样态当作一种区别于理想的法和书本上的法的经验存在。可是，这种对经验的重新解释与传统主流观点存在明显的差异。

第三，实证研究的表述可以更好地反映此类研究中的基本共识和此类研究的特殊性。以上讨论并没有否认学说的意义，只是说明其无法直接承担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使命。